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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與諾貝爾經濟學獎
時間:2012-08-16       稿件來源:《經濟學動態》

      內容提要: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均為經濟學家所獲得的崇高榮譽,二者之間也必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事實上,不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自于國家科學院院士,而國家科學院也會增選部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院士或外籍院士。本文主要對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比較分析,以便為進一步預測分析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供參考。

         關鍵詞:國家科學院 院士 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學家

 

 

    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AS)201251日在第149屆國家科學院年會上宣布,本年度新增選84位院士和來自15個國家的21位外籍院士,以表彰他們在原創性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而持久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有4位華裔學者被增選為院士,3位華人學者被增選為外籍院士。截至目前,國家科學院共擁有2152位院士和430位外籍院士。

    根據林肯總統簽署的國會法令創立于1863年的美國國家科學院,是民間、非營利和榮譽性的自治組織,而非政府部門,其下不設研究機構,其成員由杰出的科學家組成,在任期內無償地作為全國科學、工程和醫藥的顧問”,其研究報告大大增強了美國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的科學性。在美國科學界,國家科學院院士無不因得到同仁們的承認而感到自豪,辭去或拒絕接受院士資格的情況極為罕見。

    

    一、通向國家科學院院士之路

    科學院院士的遴選原則是,每位當選院士應當是所在領域的年輕科學家們的表率,并讓年輕科學家了解什么是一流的科學研究水平。從創立以來,遴選國家科學院院士的多輪投票(Successive Ballots)制度日趨復雜,這種復雜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科領域快速發展的現狀。從追求公正性的視角來看,院士遴選的日趨復雜性也反映了學術界的一個共識,即防止任何個人或者小團體對選舉結果產生不良影響。需要指出的是,院士遴選流程的特點就是信息透明僅限于院士評委之間,對外則是嚴格保密,蒙在鼓里的反而是最后的當選者。

    院士增選過程首先從提名候選人開始。雖然有很多人被非正式推薦,但是正式提名卻只能由院士提交。提名材料包括:候選人的簡短簡歷,主要是一份250字的候選人學術成就的介紹,用以說明候選人被提名的理由;數量不超過12篇的代表性論文和著作,這一限制條件主要是強調被提名人的著作質量而非出版物數量。一旦候選人獲得提名,候選人的材料會送到科學院31個學部(Section)中的某一個學部委員會主席手里。

    每個學部都有自己的遴選流程,以甄別潛在的候選人和通過該學部院士的多輪投票以篩選候選人。有些遴選流程簡單直接,而有些遴選流程冗長復雜,其包括選舉協調會、核心小組會議投票以及其他機制等。雖然前期存在差異,但是,在學科部內遴選的后期,每個學部的候選人都必須經過兩輪選舉———非正式選舉正式選舉”(其淵源已無法考證)。大約40%()以上的候選人有機會通過非正式選舉進入正式選舉”,這一比例可以根據學部遴選程序進行適當的修改。如果候選人獲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學部同時提名,則情況更加復雜。在非正式選舉階段,跨學科部候選人至少獲得每個學部25%的選票才能夠進入正式選舉”;正式選舉階段,跨學部候選人必須獲得至少50%的選票才能夠成為被提名人。一旦順利通過這兩輪選舉,候選人就有機會參加由學部組成的六大學科片(Class)的選舉。在非正式選舉正式選舉階段得票排名40%以下的候選人均不得不通過再推薦方式獲得下一年度的提名機會,而在正式選舉階段,得票排名在2/5(40%)-2/3(不含)之間的候選人將自動獲得下一年度的提名機會。

    候選人也可以由自愿提名小組”(VNG)提名,或者由國家科學院理事會指定的臨時提名小組”(TNG)專門提名。比如,美國科學院的第一位經濟學院士赫伯特·西蒙當年就是通過自愿提名小組提名的方式而成為院士的。在2003,根據21世紀提名與選舉特別委員會的提議,國家科學院理事會組建了六個這樣的臨時提名小組”———每大學科片一個小組。這些小組也負責甄別和提名相對年輕的候選人或女性候選人,因而臨時提名小組的工作對各學部提名更多的女性科學家和年輕科學家起到了促進作用。

科學院章程規定了每年新增選院士人數的上限。科學院理事會會根據科學院的規模以及可能增長較快領域的情況,決定各個領域分配的名額數量,當然,關于名額分配問題向來爭吵得非常厲害。

大概每年二月初,六大學科片院士委員會(由本學科片院士代表組成)將分別召開會議以對候選人進行討論篩選。這些候選人包括:已通過各學部委員會評選的候選人、自愿提名小組和臨時提名小組提名的候選人。每個學科片的院士委員會最終都要提出一份排序的名單,該名單人數為本學科片名額的150%。因名額限制而未能進入這個名單的候選人,將自動獲得下一年度選舉中相關學部的提名。

上述六大學科片提交的排序名單組成一份優先名單”(Preference Ballot),連同每位候選人的傳記材料,及其在正式選舉名單上的排名信息,在每年三月初提交給所有院士。院士們必須對所有六個學科片的候選人進行投票,而不僅僅局限于自己的領域,并且,選出的人數必須達到每個學科片可推薦候選人的數量下限,這樣,投票才有效。投票結果被統計整理繪制成表,于每年四月底在年度大會的院務討論會上展示。與會院士就最終名單進行表決,最終名單以預定的新增選院士人數為上限,由得票最高的候選人組成,其中每個學科片的人數不得超過該學科片的上限。其余候選人組成第二份名單,同前期過程中未獲得學科片院士委員會推薦的候選人一樣,在下一年度,自動獲得原提名學部的提名機會。雖然最終名單是作為一個整體而進行投票表決,但是任何一位與會院士都可以要求提出某位候選人,進行單獨討論和專門表決。當然,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

    每年四月,國家科學院在華盛頓舉行年會,在會議的最后一天,將公布新當選的院士及外籍院士的名單,介紹他()們的情況,并正式歡迎他()們加入科學院院士的行列。從年齡結構來看,在過去的兩年間,新當選院士的平均年齡為56歲。

    

    二、國家科學院院士與諾貝爾獎得主

    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自然被認為是科學家所獲得的崇高榮譽,當然,獲得諾貝爾獎無疑更被公認為是科學家所獲得的最高榮譽。鑒于每年增選的院士和外籍院士名額遠比每年評選出的諾貝爾獎得主多,從表面上看,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似乎要比成為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容易,然而,國家科學院雖然每年新增選的院士和外籍院士名額較多,但所涉獵的領域卻相當廣泛。

    國家科學院設有數理科學(Physical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生物科學(Biological Sciences)、工程與應用科學(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生物醫學科學(Biomedical Sciences)、行為與社會科學(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應用生物/農業與環境科學(Applied Biological,Agricultural,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等六大學科片,下設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地球物理學;細胞與發育生物學、生理學和藥理學、細胞和分子神經科學、植物生物學、遺傳學、進化生物學、系統神經科學、生物物理學和計算生物學;工程科學、應用數學、應用物理學、計算機和信息科學;醫學遺傳學/血液學和腫瘤學、醫學生理學和新陳代謝、免疫學、微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社會和政治科學、經濟科學;動物/營養和應用微生物科學、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科學、環境科學和生態學、人類環境科學等31個學部。因而,每一學部每年新增選的院士和外籍院士平均數也不過3位左右。

    諾貝爾科學獎和經濟學獎(不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僅涉及物理學、化學、醫學或生理學、經濟科學等4大學科,每個獎項的獲獎名額不超過3,因而獲獎總人數自然偏少。但就諾貝爾獎所涉獵的上述領域而言,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與成為諾貝爾獎得主二者之間,其難易程度相差并不懸殊,至少就經濟學領域而言,二者的難易程度其實相當接近,這一觀點我們不難從國家科學院院士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二者間的相關性分析中得到證實。

    

    三、國家科學院院士中的經濟學家們

    直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科學院的成員資格還主要限制在物質科學家和生物科學家范圍內。60年代中期,國家研究理事會(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人類及心理學處開始推薦在當時種種限制下未能當選國家科學院院士的社會科學家進入其主管部門,這為經濟學家成為科學院院士創造了機遇。在此過程中,“臨時提名小組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該提名小組可以繞過學部,以回避學科分類的問題。1967,赫伯特·西蒙成功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有趣的是,西蒙的出版物目錄的第一項是其發表在一份物理學領域雜志上的論文,這也反映了經濟學家研究興趣的廣泛性,有利于理解為何有些經濟學家也是其他領域的院士。之后,肯尼思·阿羅、賈林·庫普曼和保羅·薩繆爾森等陸續通過臨時提名小組而成為科學院院士。1972,科學院進行了結構改革,行為與社會科學正式成為科學院的一個學科片,當選為院士的經濟學家逐漸增多,經濟科學(Economic Sciences)學部的成立更為經濟學家成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提供了較好的機會。

    國家科學院目前擁有多少經濟科學領域的院士?這似乎是一個易于回答的問題。也許我們不難從官方網站上直接查閱到,目前經濟科學學部擁有院士54,外籍院士11,共計65位經濟學科院士。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簡單。經濟科學學部并未囊括經濟科學領域的全部院士,一些經濟學家可能隸屬于其他學部。比如,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杰出資深會員艾伯特·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和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A.Easterlin)就隸屬于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部,另一杰出資深會員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隸屬于人類環境科學學部。隸屬于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部的經濟學家還有羅納德·(RonaldLee)、道格拉斯·馬西(DouglasS.Massey)、約翰·邦加特(John Bongaarts),隸屬于人類環境科學學部的經濟學家還有莫琳·克羅珀(MaureenL.Cropper)、凱里·史密斯(V.KerrySmith)等。與此相反,隸屬于經濟科學學部的院士有時卻并未歸于經濟學家之列,比如布萊恩·貝里(BrianBerry)通常被歸于人文地理學家,唐納德·薩里(DonaldSaari)更多地被歸于數學家,艾倫·吉伯德(AllanGibbard)則基本上屬于哲學家。而從事交叉學科領域研究的經濟學家身份更難以界定。比如,隸屬于數學學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什更多地被歸于數學家,隸屬于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通常被歸于心理學家,隸屬于人類環境科學學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往往被歸于政治學家。與此同時,隸屬于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部的管理學家詹姆斯·馬奇(JamesG.March)則被有時被歸于經濟學家。

    考察健在院士的經濟學家身份尚且不易,考證已故院士的經濟學家身份則更為復雜。主要原因是,官方網站上對已故院士并未做任何分類,全部按照字母順序排列,除對少數已故院士附有生平傳記(Biographical Memoirs)資料外,絕大多數已故院士只提供了生卒年月日與當選院士年份等簡短的信息,并無任何學科背景或專業特長方面的介紹。盡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參考有關經濟學家的相關資料對其做一大致考證。我們可以較容易地考證出,在已故的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外籍院士中,包括18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們按照當選院士或外籍院士的時間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赫伯特·西蒙(1967)、賈林·庫普曼(1969)、保羅·薩繆爾森(1970)、西蒙·庫茲涅茨1972)、米爾頓·弗里德曼(1972)、詹姆斯·托賓(1972)、佛朗哥·莫迪利亞尼(1972)、瓦西里·里昂惕夫(1974)、西奧多·舒爾茨(1974)、喬治·斯蒂格勒(1974)、列昂尼德·赫維茨(1974)、揚·丁伯根(1974)、熱拉爾·德布勒(1977)、約翰·希克斯(1979)、詹姆斯·米德(1979)、約翰·豪爾紹尼(1990)、威廉·維克里(1990)、莫里斯·阿萊(1990)。其中,·丁伯根、約翰·希克斯、詹姆斯·米德、莫里斯·阿萊等4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選為外籍院士。

    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外,已故國家科學院院士中還包括部分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或杰出資深會員。事實上,美國經濟學聯合會第一任會長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Walker)就曾于1878年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不過,除弗朗西斯·沃克這一特例外,其他14位經濟學家均在20世紀下半葉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他們按照當選為院士的時間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哈羅德·霍特林(HaroldHotelling,1970)、雅各布·馬沙克(JacobMar-schak,1973)、亨德里克·霍撒克(HendrikHouthakker,1974)、阿巴·勒納(AbbaLerner,1974)、肯尼思·鮑爾丁(KennethE.Boulding,

1975)、茲維·格里利謝斯(ZviGriliches,1975)、萊昂內爾·麥肯齊(LionelMcKenzie,1978)、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Bergson,1980)、愛德華·丹尼森(EdwardF.Denison,1985)、阿瑟·戈德伯格(ArthurGoldberger,1986)、理查德·馬斯格雷夫(RichardMusgrave,1986)、蓋爾·約翰遜(D.Gale

Johnson,1991)、舍溫·羅森(SherwinRosen,1998)、雅各布·明瑟(JacobMincer,2000)

    除上述兩大類經濟學家以外,已故著名區域科學家沃爾特·艾薩德(WalterIsard,1985)和發展經濟學家弗農·拉坦(VernonRuttan,1990)也曾先后當選為國家科學院經濟科學學部和人類環境科學學部院士。據此粗略估計,已故美國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中包含至少34位當代經濟學家,加上目前健在的70位左右經濟科學領域的院士或外籍院士,先后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經濟學家大約為100余位。

    

    四、國家科學院院士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自諾貝爾經濟學獎于1969年首度頒發以來,截至目前共計有69位經濟學家獲獎。而自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于1967年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以來,約有100余位經濟學家當選為院士或外籍院士。總體而言,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難度系數要小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二者的難易程度相差并不懸殊。不僅如此,國家科學院院士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間其實還存在著較大的關聯性。一方面,不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自國家科學院院士之中,另一方面,又有部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獲獎后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

來自于國家科學院院士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計有32位經濟學家,他們按照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間(括號內第二個年份)以及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時間(括號內第一個年份)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保羅·薩繆爾森(1970,1970)、肯尼思·阿羅(1968,1972)、賈林·庫普曼(1969,1975)、米爾頓·弗里德曼(1973,1976)、赫伯特·西蒙(1967,1978)、西奧多·舒爾茨(1974,1979)、勞倫斯·克萊因(1973,1980)、詹姆斯·托賓(1972,1981)、喬治·斯蒂格勒(1975,1982)、熱拉爾·德布勒(1977,1983)、佛朗哥·莫迪利亞尼(1973,1985)、羅伯特·索洛(1972,1987)、加里·貝克爾(1975,1992)、羅伯特·福格爾(1973,1994)、約翰·豪爾紹尼(1992,1994)、羅伯特·盧卡斯(1981,1995)、威廉·維克里(1996,1996)、羅伯特·默頓(1993,1997)、丹尼爾·麥克法登(1981,2000)、詹姆斯·赫克曼(1992,2000)、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88,2001)、弗農·史密斯(1995,2002)、丹尼爾·卡尼曼(2001,2002)、托馬斯·謝林(1984,2005)、羅伯特·奧曼(1985,2005)、埃德蒙·菲爾普斯(1982,2006)、列昂尼德·赫維茨(1974,2007)、奧利弗·威廉姆森(1994,2009)、埃莉諾·奧斯特羅姆(2001,2009)、彼得·戴蒙德(1984,2010)、托馬斯·薩金特(1983,2011)、克里斯托弗·西姆斯(1989,2011)。其中,保羅·薩繆爾森、威廉·維克里于同一年度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由于國家科學院院士于4月底或5月初公布,諾貝爾經濟學獎于10月初公布,因而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早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的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有14,其中院士8,外籍院士6位。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國家科學院院士,按照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間(括號內第一個年份)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西蒙·庫茲涅茨(1971,1972)、瓦西里·里昂惕夫(1973,1974)、約翰·納什(1994,1996)、喬治·阿克洛夫(2001,2003)、羅伯特·恩格爾(2003,2005)、愛德華·普雷斯科特(2004,2008)、埃里克·馬斯金(2007,2008)、羅杰·邁爾森(2007,2009)。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的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按照獲得諾貝爾獎時間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丁伯根(1974,1969)、約翰·希克斯(1979,1972)、詹姆斯·米德(1981,1977)、莫里斯·阿萊(1990,1988)、萊因哈德·澤爾騰(1994,1996)、詹姆斯·米爾利斯(1996,1999)。有趣的是,目前只有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的外籍院士,尚無來自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綜合上述統計分析結果,截至目前,同時擁有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雙重身份的經濟學家共計46位。未曾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計23,而未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多達60位左右。

    與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無緣的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計10,按照獲獎的時間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朗納·弗里希(1969)、岡納·繆爾達爾(1974)、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利奧尼德·康托洛維奇(1975)、伯蒂爾·俄林(1977)、阿瑟·劉易斯(1979)、理查德·斯通(1984)、特呂格弗·哈維爾莫(1989)、默頓·米勒(1990)、克萊夫·格蘭杰(2003)。健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未曾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依然有13,按照獲獎時間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詹姆斯·布坎南(1986)、哈里·馬科維茨(1990)、威廉·夏普(1990)、羅納德·科斯(1991)、道格拉斯·諾思(1993)、邁倫·斯科爾斯(1997)、阿馬蒂亞·(1998)、羅伯特·蒙代爾(1999)、邁克爾·斯彭斯(2001)、芬恩·基德蘭德(2004)、保羅·克魯格曼(2008)、戴爾·莫滕森(2010)、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2010)。平心而論,除近年來的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外,這些經濟學家或者年事已高,或者與國家科學院評選院士或外籍院士的遴選標準有差距,因而,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方面,未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大約60位左右,其中健在者依然達40余位,未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自這些經濟學家中的可能性很大。

    

    五、國家科學院院士與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在國家科學院經濟科學學部中,未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并健在的院士與外籍院士共計43位。除經濟科學學部外,隸屬于其他學部的經濟學家還包括有艾伯特·赫希曼、理查德·伊斯特林、威廉·諾德豪斯等部分院士。從整體上而言,他們均屬于潛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然而,由于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經濟學家的獲獎可能性也可能相差很大。比如,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年齡統計分析上看,獲獎年齡大多不超過80,最大的獲獎年齡不過90,因而部分高齡院士或外籍院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尤其是,個別院士已超過90歲高齡,如詹姆斯·摩根(JamesMorgan)已到94歲高齡,艾伯特·赫希曼也高達97,他們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小。同樣,個別院士過于年輕,如本年度當選為院士的女經濟學家蘇珊·阿西(SusanAthey)年僅42,短期內也難以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

那么,哪些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兩份受到學術界和大眾媒體廣泛關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預測名單似乎可以提供部分答案。其一是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公司每年公布的一份具有預測諾貝爾獎性質的引證桂冠得主”(Citation Laureates)名單。自2002年以來,湯森路透已先后公布了23組名單共計41位經濟學領域的引文桂冠得主”,其中,已有7引文桂冠得主事后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二是由瑞典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休伯特·弗羅姆萊特(Hubert Fromlet)2006年起每年發布的一份40位左右的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名單。該名單每年提出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范圍變化不大,主要是剔除已獲獎兌現者,替補適當的候選人。自2006年名單首次公布以來,2007年度獲獎者外,其余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均出自該名單。

同時被列入湯森路透公司的引證桂冠得主名單和弗羅姆萊特的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名單的國家科學院院士共計7,他們按照當選為院士的時間先后順序排列如下:

    戴爾·喬根森(DaleJorgenson,1978)

    安妮·克魯格(AnneKrueger,1995)

    拉爾斯·彼特·漢森(LarsPeterHansen,1999)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2001)

    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Dixit,2005)

    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R.Milgrom,2006)

    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N.Bhagwati,2012)

    除上述國家科學院院士以外,被列入湯森路透公司引證桂冠得主名單者的院士有:羅伯特·威爾遜,另外有6位院士被列入弗羅姆萊特2011年版的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名單。這7位國家科學院院士按照當選院士的時間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

    威廉·鮑莫爾(WilliamBaumol,1987)

    羅伯特·威爾遜(RobertWilson,1994)

    戴維·克雷普斯(DavidKreps,1997)

    羅伯特·霍爾(RobertHall,2004)

    南希·斯托基(NancyStokey,2004)

    查爾斯·曼斯基(CharlesManski,2009)

    肯尼斯·羅戈夫(KennethRogoff,2010)

    除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外,經濟學家能得到美國經濟學聯合會的認可也很重要。歷屆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杰出資深會員、外籍榮譽會員,早期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得主等,他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性也很大。據此,可以整理出80周歲以下符合上述條件的11位國家科學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名單,他們按照當選為院士或外籍院士(號者)的時間先后順序排列如下:

馬克·納洛夫(MarcNerlove,1979)

威廉·布羅克(WilliamBrock,1998)

雨果·索南夏(HugoSonnenschein,1990)

羅納德·瓊斯(RonaldJones,2001)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s,2002)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Goldin,2006)

查爾斯·普洛特(CharlesPlott,2007)

安德魯·馬斯-科勒爾(AndreuMas-Colell,1997)∗

T.N.斯里尼瓦桑(T.N.Srinivasan,2000)∗

帕薩·達斯古普塔(ParthaS.Dasgupta,2001)∗

阿洛伊西奧·阿勞諾(AloisioAraujo,2006)∗

    高齡院士或外籍院士雖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并不能完全排除他們獲獎的可能性。其中,年齡介于80歲至90歲之間,曾當選為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杰出資深會員或外籍榮譽會員的國家科學院院士有6,外籍院士有4,他們按照當選為院士或外籍院士(號者)的時間先后順序排列如下:

羅伊·拉德納(RoyRadner,1975)

赫伯特·斯卡夫(HerbertScarf,1976)

勞埃德·沙普利(LloydShapley,1979)

阿諾德·哈伯格(ArnoldHarberger,1989)

約翰·奇普曼(JohnChipman,1993)

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A.Easterlin,2002)

埃德蒙·馬蘭沃(EdmondMalinvaud,1977)∗

弗蘭克·哈恩(FrankHahn,1988)∗

雅克·德雷茲JacquesDreze,1993)∗

宇澤弘文(HirofumiUzawa,1995)∗

    綜上所述,在國家科學院院士與外籍院士中,共計可以篩選出35位重要的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中包括有安妮·克魯格、南希·斯托基、克勞迪亞·戈爾丁等3位女性經濟學家。他們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大小也許不一,卻均有可能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

作者:李仁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高鴻鷹  北京物資學院經濟學院

稿件來源《經濟學動態》2012年6月刊

 

本文有刪節(圖表、數據及參考文獻請參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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