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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與包容性增長(國家自科基金重點項目)
學術成果發布
時間:2016-12-06       稿件來源:北京師范大學 張勛;云南財經大學 萬廣華

    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涵蓋效率和公平二個維度。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早已把包容性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而其它國家在不均等節節攀升的情況下,也開始接受和實施包容性增長的戰略。特別重要的是,包容性增長已經成為由193位國家元首包括習近平主席簽字并承諾的2015年后發展議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核心,也是2016年在中國杭州舉行的G20峰會的4I主題之一。
    遺憾的是,盡管這個概念早在2007年由亞洲開發銀行提出,并很快得到全球發展界、政策界的支持,但相關實證研究卻嚴重缺失。本文的主要貢獻是填補這個缺失。
    一般地說,如果某種因素對收入的增長影響為正,同時相對貧窮的人從該因素獲益更多,那么就可以說該因素帶來了包容性增長。眾所皆知,中國的增長主要由投資驅動,而投資的相當一部分用于基礎設施投。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基礎設施投資僅占GDP的5.44%。2010年,這一比例增長了兩倍多,達到18.19%。這兩倍多的增長放在中國年均將近10%的經濟增速的背景下則更令人矚目。中國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也有顯著改善:2010年農村水電建設投資額是1990年的12倍,農村地區的用電量從1953年的幾乎可忽略不計的數額增長到2010年的6630萬千瓦。截至2010年,99%的中國鄉村以及98%的鄉村家庭已經通電,座機電話部數也從1990年的147萬部增長到2010年的9780萬部。
    那么,基礎設施能否促進了包容性增長呢?基礎設施本質上屬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這決定了它本身就應該負有改善收入分配的使命。如果基礎設施加劇了不均等,那么它就失去了公共品的性質。就基礎設施的影響而言,現有文獻基本聚焦于它的增長效應,而關于其收入分配效應的研究也很缺乏。作為云南財經大學萬廣華教授主持的國家自科基金重點項目“兼顧效率與公平的中國城鎮化:動力機制、發展路徑和政策調整”(批準號:71133004)和北京師范大學張勛主持的國家自科基金項目“基礎設施與包容性增長:理論與政策評估研究”(批準號:7160302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中國的農村基礎設施促進了包容性增長嗎?》一文從實證上深入分析了以上問題。
    本文首先構建了一個分析包容性增長的方法,能夠將收入決定因素(包括政策)對增長和不均等的影響在同一個模型里加以實現。事實上,這個方法等價于目前流行的DID效果評估框架。接著,本文基于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選用了座機電話和自來水作為農村基礎設施的變量,對二者的包容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村基礎設施總體上有利于提高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從而有利于改善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國農村收入較低的個體從這些基礎設施中獲益更多,這意味著農村基礎設施還可以改善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所以說,中國農村的基礎設施的確起到了包容性增長的作用。事實上,基礎設施在農村地區的作用遠不止于減貧和改善收入分配,本文結果進一步揭示,若沒有座機電話、自來水等農村基礎設施,即使教育水平再高,經驗再豐富,農村居民也難以從教育和經驗當中獲益。因此,在中國農村地區,教育和經驗回報率是以基礎設施為前提的,基礎設施可以顯著地提高教育和經驗的回報率。
    就政策含義而言,本文建議進一步提升農村基礎設施的數量和質量。衡量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效果時,不能只看其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還要考慮它們對農村內部不均等,乃至全國總體收入分配狀況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經濟恢復疲弱,國內經濟“三期疊加”困難重重的情況下,適度擴大“魚”(即效率)和“熊掌”(即不均等)兼得的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還能起到拉動國內需求,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的作用。 
    此外,本文建議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在不同地區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東部地區的農村基礎設施相對比較普及,應將政策重點放在降低其使用成本,提高這些設施的硬件質量尤其是相關的軟件質量上。內陸地區的基礎設施投入需要數量和質量并重,尤其是西部的基礎設施的包容性增長效應尚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應加大投放,并特別照顧貧困的鄉村和貧困農戶。
    最后,本文建議各級政府加大在農村特別是西部農村的教育投入,切實提高農村的教育水平和質量。我們一貫的觀點是,教育投資可能比水電交通和通訊投資更為重要,因為這方面投資形成的能力是可以攜帶的。隨著中國城鎮化的持續推進,有些農村的硬件投資可能漸漸失去作用,但對諸如教育和健康的投資卻能攜帶到城鎮去(萬廣華,2011),何況農村地區的教育水平和質量即便在東部農村也仍然較低,尚有較大的提高空間。從根本上說,目前對人口流動起限制作用的戶籍制度,本質上體現在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對農村戶籍人口的歧視性對待。所以,農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推進市民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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