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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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文化與經濟論壇”綜述
時間:2019-01-23       稿件來源:中山大學召開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文化對經濟發展有著重大且深遠的作用,而文化的形成與演進也受到經濟發展的顯著影響。文化不但反映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而且引導著人們在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中做出決策并實施行動。尤其是深入挖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是當前中國文化經濟學的重要研究方向。為進一步促進基于中國傳統文化視角的文化與經濟研究,由《經濟研究》編輯部、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共同發起,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承辦的第四屆文化與經濟論壇于2018年9月28日在中山大學召開。
   開幕式上,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才國偉教授、中央財經大學校長助理李濤教授、《經濟研究》雜志社社長張永山分別致辭。才國偉教授表示經濟增長是國家發展的頭等大事,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文化和經濟論壇的召開切合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需求。李濤教授回顧了論壇的發展歷程,對于文化與經濟論壇的后續發展寄予厚望。張永山社長表示在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轉型期,經濟學應關注更深層次的文化因素,如果不注重文化層面的構建,可持續發展就沒有底蘊,更無從談起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研究。本次論壇的主旨演講環節分別由張永山社長和李濤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唐壽寧教授、中央財經大學史宇鵬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李樹教授、廈門大學潘越教授以及中山大學徐現祥教授分別介紹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分論壇論文報告環節,來自北京師范大學、重慶大學、東南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廣東財經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廣州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僑大學、暨南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上海大學、深圳大學、西北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40余位學者分別進行了論文匯報和學術討論。閉幕式由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徐現祥教授主持,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李樹院長代表下一屆論壇承辦方邀請與會嘉賓繼續同行。
   一、 漢語方言和語言行為的經濟影響
   現代漢語有各種不同的方言,它們的差異表現在語音、詞匯、語法等各個方面。方言不僅與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緊密相關,更是區分不同族群的身份標簽。方言,對個人和企業決策以至地區發展究竟具有怎樣的影響?趙文哲和王韜利用2013—2014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考察了方言技能對流動人口戶籍遷入意愿的影響,發現方言主要是通過增強社會認同感和降低遷入地的歧視,從而提高流動人口的戶籍遷入意愿。蔣為等測算了不同縣級層面的共同方言市場規模,結合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發現方言壁壘加劇了國內市場的地方分割,從而限制了中國企業本地市場效應與規模經濟效應的發揮,削弱了中國出口的競爭力。劉毓蕓等認為方言是一種資源分配的標簽,來自專項轉移支付的證據顯示,如果與地方政府的政治中心歸屬于同一方言區域將獲得更高的轉移支付,地級市內部的財政不平等主要由方言間不平等所導致,這也帶來更低的經濟增長率和嚴重的資源錯配。
   方言距離經常被用來表征地區間的文化差異,與此相關的還有基因距離以及其他文化維度距離。曹春方和梁平漢基于45個國家構建配對國家樣本,以1987—2006年國家間專利引用情況度量知識流動,發現基因距離對知識流動具有顯著的阻礙效應。王明燦和王賢彬將影響貿易的距離類變量區分為感性距離與理性距離,基于日本與主要貿易伙伴的樣本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殖民侵略對被殖民地區在感性距離上帶來熟知度與仇恨度的共同上升,這兩種特征與對日雙邊貿易分別起著促進效應與遏制效應。田子方聚焦于中國文化產品出口的研究,發現經濟規模對集約邊際的推動作用遠遠大于擴展邊際,文化距離和制度距離主要通過集約邊際影響文化產品出口,而文化身份的認同對于提高擴展邊際具有顯著的作用。馬忠新考察市場化進程對于城市發展的影響,并構建“古都距離”指標作為工具變量,認為古都距離度量了封建王朝文化對首都以外地區的影響程度,在經歷了時代變遷之后仍“殘留”在改革開放后的城市文化基因中,并對改革開放后的市場化進程產生阻滯作用。
   方言多樣性是族群多樣性的重要表征,黃燦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方言多樣性不利于信息環境的優化,進而加劇股價崩盤風險,而且方言多樣性也會降低公司治理水平,包括降低投資效率,加劇代理成本,降低信息披露質量。隨著規模空前的人口流動,中國城市人口多樣性特征日益突出,金江和張莉基于微觀調查數據實證發現人口多樣性顯著改善了本地居民的幸福水平,而且主要是通過增加本地居民的閑暇時間和提升消費多樣性水平而發生作用的。除了漢族內部方言的多樣性,民族多樣性同樣是中國的重要國情,梁斌和包特通過公共品實驗研究了漢族和蒙古族參與者在單一民族群體和混合民族群體內的合作和懲罰行為,結果表明混合群體在沒有懲罰的情況下產生的合作低于單一民族群體,但在有懲罰的情況下產生的合作介于全漢族和全蒙古族群體之間。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認為,語言決定了人的思維方式,人們對世界的認識需要通過語言,不同的語言使得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不一樣。楊揚等在實驗室實驗中請參與者使用水果符號來表達不同的表情圖標,如果參與者表達一致,則為溝通成功,否則溝通失敗,隨著博弈的進行,人為編碼的語言,即大家對事物的共同認知就這樣形成了,并通過獎勵和改變符號的成本來影響參與者形成不同類型的語言,進一步檢驗在使用不同類型語言后參與者對描述過的表情的理解是否也有相應的差別。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語言的使用更是一種“藝術”。于李勝等利用上市公司的MD&A文本進行研究,發現企業創新越多,MD&A文本相似度和可讀性均顯著降低,而隨著MD&A相似度的增加,投資者的市場反應也越弱,表明管理層既想向投資者傳遞更多信息,又擔心來自競爭對手的威脅,故采取“標新立異”和“晦澀難讀”的披露策略。祝繼高等以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會議公告中全部董事的非贊成意見為樣本,發現在國企中,直接型表述比委婉型表述具有更好的市場回報,也更容易在未來使得相關事項得到改善,在非國企中則兩類表述沒有顯著差異。
   二、儒家文化、宗族文化等中國傳統文化
   潘越等使用族譜數據測度地區宗族文化,發現宗族文化越濃厚,上市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小,而且在宗族文化濃厚的地區,更多的宗族成員參與股權融資過程,企業在采購和銷售過程中能夠獲得更高的商業信用,且更愿意和宗族成員的企業進行交易。同樣是族譜數據,張博等以此衡量儒家文化影響的強弱,基于2010—2015年“人人貸”平臺的借貸交易樣本,研究發現借款人所在地市的儒家文化可以顯著提高其借款成功率,并縮短單位資金的借款時間,作用機制在于儒家文化可以傳遞借款人重視信用和誠信的信息。對于宗族泛化現象,東南沿海由于“倭寇之亂”、“遷海令”以及大規模海外移民而普遍形成超越血緣的姓氏網絡,趙子樂和林建浩基于此研究同姓企業家之間的知識溢出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發現行業研發投入均值越高、城市人均GDP越高,姓氏網絡作用越弱;大姓與小姓的姓氏網絡影響沒有顯著差別,但如果企業與研發領先企業“同姓”,則會有更高的創新產出。
   除了宗族形成的社會網絡,李濤等關注于個體層面社會資本中的市民資本維度,以投票和阻止毀綠等破壞公物行為作為衡量指標,研究個人層面社會資本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人們的主觀經濟地位對其社會資本水平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所在地區的公民意識水平越高,人們較低的主觀經濟地位對其社會資本水平的消極影響會變小。段軍山等考察本土環境下社會關系、宗教信仰和信貸需求之間的作用機制,發現社會關系越廣泛的個體接受到的信息沖擊和觀念沖擊更為復雜,其與借貸需求顯著負相關;在中國的傳統氛圍下,宗教信仰更多地是通過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約束自身借貸行為,對信貸需求產生負向影響。
   在儒家文化中,金智和梁上坤強調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他們研究發現儒家文化的平均主義顯著降低了公司薪酬差距,與此同時,儒家文化也降低了公司的風險承擔,進而降低了投資者對公司的估值。郝穎和寧沖的研究發現,擁有較高社會聲望的公司,其高管顯性薪酬較低,對于國有企業而言,較高的行政級別可以為高管帶來較高的政治聲譽和晉升激勵,滿足了“入仕抱負”類高管的社會聲望偏好;對于民企而言,市場聲譽可以為高管帶來較高的職業聲譽和未來職業利益,符合“以商為榮”類高管的社會聲望偏好。鄭志剛等認為獨董以換屆未連任方式完成的更迭與“和為貴”的傳統商業文化有關,實證考察獨董換屆“未連任”現象出現與公司未來發生違規行為之間的關系,揭示獨董換屆“未連任”現象可能傳遞的公司治理存在問題的信號,看似通過換屆悄無聲息離開公司的獨董成為解讀上市公司治理狀況的特殊渠道和重要途徑。樊勇和李昊楠將符合“仁”和“禮”特質的利他效用函數、具有描述個體異質性公平觀潛力的公平觀函數以及包含中國特有的“面子”恥感文化的道德成本函數引入到納稅遵從模型中,采用期望效用分析方法演繹推導利他主義、心理成本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梁若冰認為文化、傳統與習俗往往是人們對所處環境變化的響應,通過斷點回歸方法,利用人口普查縣級數據以及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估計了黃泛區內外縣市在性別觀、宗教觀以及信任感等文化觀念上的差異。
   生育、撫養與繼承是家庭永恒的主題。周迪和王海港使用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和2016年中國家庭生育調查數據,發現嚴格計劃生育執行后,基督教信仰家庭生育二胎的概率顯著高于無宗教信仰家庭,二胎政策全面放開的環境下,基督教信仰對生育意愿影響仍然顯著。郭凱明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家庭隔代撫養提高了家庭生育率、降低了女性勞動供給,進而在內生人口和經濟增長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家庭隔代撫養文化,發現有家庭隔代撫養文化的經濟中勞動力數量增長更快,勞動力質量增長更慢,延遲退休年齡后,家庭隔代撫養程度和年輕人勞動供給下降。陳屹立以中國繼承和贍養規則為例,討論了在法律和習慣的比較中,為什么法律往往不被人們采用,他認為規則系統、契約不完全性與執行成本是重要原因。
   三、性別偏好、幸福感等觀念和行為
   龔冰琳針對性別平等是先天自然性的還是后天培養形成的進行研究,利用母系文化的摩梭族和父權文化的彝族具有巨大差別這一背景,實驗研究發現彝族女性的求婚需求明顯高于男性,摩梭族女性比男性能做出更公平的提議,進而支持達爾文的觀點,后期教育和培養對此是有重要作用的。牛夢琦和杭靜利用2012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發現存在男孩偏好的家庭,男孩認知能力反而低于女孩,這主要是因為性別觀念保守的父母可能會對男孩過度寵溺,降低男孩學習的努力程度。李新榮和黃鑫然從性別比失衡的角度解釋低信任現象,認為其影響機制是,正常的性別比是“公共物品”,性別比一旦失衡則會導致無法內部化的負外部性,從而顯著降低社會信任水平。生兒子的村民會比沒有生兒子的村民更積極地參加村委會選舉投票嗎?丁從明和梁甄橋的研究發現,有兒子將使得村民參加村委會選舉投票的概率提高約76個百分點,父系制度下的“隨夫居”家庭居住模式和重男輕女價值觀念下的“面子效應”為二者之間的關系提供了較為合理的機制解釋。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各級領導干部中女性官員所占的比例有了明顯提高,陳剛和錢李金沙使用2001—2015年中國地級市數據,從財政支出結構的角度衡量女性友好型政策,研究發現,女市長顯著提高了教育這類女性友好型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例,降低了科技支出這類非女性友好型支出的占比。
   幸福感、主觀經濟地位等主觀感知已成為跨學科研究的熱點,而歧視、同群效應以及風險分擔等則是行為經濟學的重要議題,并在勞動經濟與公司金融中有明顯的體現。李樹強調了消費的重要性,認為當下消費不足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發展,同時也提出幸福感的重要性,希望探討幸福感的消費效應。實證結果表明,高幸福感能夠帶來高消費,這與高幸福感下預防性儲蓄、流動性約束的減小有關。伏霖等的研究發現個體在其所在區縣的相對收入的提升對其主觀經濟地位有顯著正向影響,尤其是在集體主義文化氛圍更強的地區,相對收入對主觀經濟地位的影響更大。史宇鵬通過對比國內外相關調查數據表明午睡是中國人特有的習慣,進一步研究表明午睡能夠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是一種投資,這一結果在指導企業和政府在制定相關制度和政策時,體現在可以應該保障員工的午睡時間。求職者是否會因為第一學歷層次差異而受到雇主的歧視對待,在中國當前的勞動市場中是一個受到爭論的問題。李彬等通過發送簡歷的應聘現場實驗,發現第一學歷為本科非211工程大學比211工程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在初次就業中收到顯著更低的簡歷回復,實習經歷等簡歷信息質量的整體提高可以稍稍降低第一學歷歧視的程度,第一學歷歧視更多地來源于統計性歧視,而非偏好性歧視。已有文獻表明,同群效應廣泛存在于個體微觀決策,并且可以由社會學習理論加以解釋。周開國等將研究視角轉向公司層面,發現中國上市公司存在顯著的研發投資同群效應,尤其是高技術行業。同群企業財務信息作為學習效應的信息來源,會提高上市公司研發效率,并減少自身研發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王睿新等研究了禮品交換如何有助于克服風險分擔中的有限承諾問題。由于利他偏好只會降低朋友間饋贈禮品的心理成本,昂貴的禮品對于“真朋友”來說更加心甘情愿,卻會讓“假朋友”望而卻步,從而有效傳遞了識別利他偏好的信號。他們基于一套貴州農村禮品清單的獨特數據庫,準確識別了起信號功能的禮品饋贈,并實證了這些禮品對增加風險分擔能力的顯著貢獻。
   四、地方官員與公共治理
   徐現祥等的研究顯示,全球至少有98個國家或地區定期公布經濟增長目標,基于中國企業的證據表明有偏的增長目標管理將導致企業間的資源錯配,增長目標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資源錯配程度平均提高4%。地方官員是塑造地區政企關系的重要力量,于文超基于2012年全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官員更替通過增加民營企業被動尋租和稅費支出進而降低民營企業開工率,而且政治關聯會強化這種負向影響。中國的制度創新總是始于某些地區的先行一步,然后通過制度擴散推廣至其它地區。李仲達等發現中國城市間的制度擴散存在正向的文化空間關聯,而地方官員的異地任職可以有效緩解文化差異對于制度擴散的阻礙效應,而且主要通過增進跨區域信任來發揮作用。俞劍和方福前研究發現市場競爭程度越激烈,企業越愿意選擇合作研發創新和模仿創新模式,而政府補貼有利于提高企業選擇獨立自主創新模式的意愿,但補貼過度反而抑制企業選擇獨立自主創新模式。
   中國行政體制內部存在各種“條塊”關系,梁平漢和周潤樺在一個相對績效考核模型中考察地方政府內部橫向權力結構的影響,理論結果表明團隊內部成員之間存在一定的競爭可以提高成員的努力程度,而地方領導之間的社會關系會弱化相對績效考核的激勵效果。嚴打是中央(上級)政府根據整個國家或地區的違法情況做出的一種刑事執行政策應對。戴治勇認為執法支出滯后與即期的違法需求造成了類似于價格蛛網式波動的執法波動和違法波動,應該根據兩類波動的彈性相對大小差異,采取不同的執法模式。村干部在鄉村治理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褚紅麗和魏建基于2014—2016年村干部的腐敗案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與作為村“代理人”的身份相比,村干部更多地以“國家工作人員”身份進行腐敗,無論是監禁刑還是財產刑,村“代理人”身份的腐敗懲罰力度明顯低于“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李兵等基于官方紙質媒體構造城市媒體聯系指數,實證研究了市場導向和政治關聯對于城市間媒體報道偏見的影響,結果顯示人口流動增強了城市間媒體報道偏見,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市場導向對于城市間媒體報道偏見影響顯著,而政治關聯不顯著。地方經濟指標失真問題近來頻見報端,李曉霞等以中國夜間衛星燈光數據估算各個省份的經濟失真程度,發現其導致轄區內企業存在過度投資問題,在地方經濟失真程度較大的地區,地方政府通過信貸投放增加了企業的融資資金,導致企業的過度投資。
   五、總結
   對于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研究,唐壽寧指出應以文化為主導。人的本質是要實現人的價值意義,而非追求物質生活。人類是為了更高的理想而生存,不應只關注經濟增長,應破除市場迷信,在恰當的文化背景下,討論經濟安排的問題。本次論壇的入選論文圍繞“文化與經濟”主題,尤其聚焦于漢語方言、儒家和宗族文化、生育與性別觀念等文化元素,深入探討經濟發展、公司金融、勞動經濟、法律經濟、實驗經濟學等諸多領域的重大問題。《經濟研究》雜志社張永山社長認為,通過建立發起單位制度、嚴格的論壇工作章程和論壇學術委員會篩選制度,文化與經濟論壇影響力不斷擴大,已成為文化與經濟領域的高水平學術平臺,期待未來更多的高校能夠參與,不斷產生優秀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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